《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 97 条第 2 款规定： 专职法官和按照计划最终任用的法官在任职期届满前，只能在依据法律规定的理由和方式作出司法裁判后，方可违背其本人意愿予以免职，或予以长期或暂时停职、调职或令其退职。
没有秩序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无法给公民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则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行为就有可能向着进一步吸引媒体注意的方式发展，甚至会形成群体性事件，冲破法律约束，破坏司法秩序。
另外一个是舆论环境的影响，最终他的案子能够改判。三、应对诉诸媒体现象的若干建议法律是指导人们在其所属的社会组织中相互联系及行为的现行规则的一整套规则的一部分。[6]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不仅在新闻角度的选择上有所倾向，而且往往用带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这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不见的压力，最后往往造成未审先判，由此，媒体权威实行媒介审判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权威陷入被动的境地。重大案件司法决策主体由纯法官主体扩大到由人数多于法官的普通公民和法官共同组成的合议庭最终决定，这种权力的转移本身也就是审判责任的转移，从而也就意味着法院与法官所承受的维护司法公信与权威的重任得到了分担。第一，要对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予以疏通，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的利益诉求予以回应，及时解决问题。
虽然我国在前一阶段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已经有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等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但是当前的司法改革基本上是权力本位的，以权力运作为主旋律，改革的出发点往往在于便利国家权力的行使，这就造成陪而不审、监而不督，走形式、装门面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当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决策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媒体报道后公众的反应自然是决策者采取行动的重要参考。为此，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便曾经评论道，你不必吃下整头牛就可以知道牛皮是硬的。
比如，上世纪末以来，民意调查在美国逐渐盛行，特别是盖洛普（Gullup）、哈里斯（Harris）等商业调查公司在总统选举等重大事件过程中所开展的民意调查为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其次，后来用来证明裁判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实际上极大地受到了布兰代斯辩论摘要的启发，可以说后者为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专门针对个案事实加以证明的社会科学证据在如今美国法庭中的繁荣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且，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它所依据的数据不能满足当今的社会科学标准，这是因为这些数据并不是系统地收集起来的，变量也没有得到控制，研究中的假设也没有受到正式的验证。通过对爱尔金手表公司案这样的代表性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科学证据之所以不被法院采用，一方面是受到了包括传闻证据规则在内的传统的证据规则的制约，另一方面则突显出法律职业群体在这一时期至少从观念上讲还没有充分做好接受这种新型证据的心理准备。
不过，原告在该案中也承认，提交该证据的主张并无先例可言。当然，虽然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社会科学证据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而且现在已经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证据的运用已经克服了所有的理论障碍。
（一）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与社会学法学的兴起在 19 世纪末之前，美国法学界都还普遍信奉法律形式主义。首先，这种由数量众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研究特征的材料继续在后续的案件中为证明立法事实而发挥着作用，尽管这种应用在如今的法庭中已经远远不如证明裁判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瞩目。[4]原文的表达为Scientific and 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作为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译为社会科学证据的对应表达，本文根据语境将Scientific evidence译为自然科学证据或硬科学证据。但是，从社会科学证据的整个发展史来看，它对裁判事实的证明无疑应用得更广，也更受瞩目。
[2]这种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特征在于，当事人或者其聘请的社会调查机构的人员采用了调查研究法[3]这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该案的原告是一家生产和装配车用时钟的公司，请求法官判令被告停止使用任何包含爱尔金（Elgin）一词的公司名称或商业字号。参见 Angelo N．Ancheta，Scientific Evidence and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Newark：Ruta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Product Descripiton。由于法官造法立足于普通法的制度土壤中，布兰代斯辩论摘要也具有浓厚的普通法特色，因此与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中国的案例中出现的社会调查报告所证明的裁判事实具有显著区别。
比如，安齐塔（Angelo N．Ancheta）在 2006 年出版的《科学证据与法律的平等保护》一书的作品描述（Product Description）中提纲挈领地指出，自然科学证据及社会科学证据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为司法判决提供了证据材料，[4]从而对社会科学证据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认可。（一）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背景与前述社会学法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兴起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同样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律形式主义，对法律规则能指引法官判决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这一时期，一种全新的理论构想认为，个案的裁判结果要根据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17]显然，这种做法是相当耗时费力的。
于是从上世纪 30 年代左右开始，正是法律现实主义者对经验主义的热情，与其他相关的因素一道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在许多法律问题的解决上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科学材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显然并不局限于调查研究法，因此虽然社会科学证据在目前的中外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社会调查报告，但是在从理论上讲可以表现为更加丰富的形态。当然，限于本文的主旨，笔者仅仅只是对司法证明活动中所应用的社会科学证据进行研究其一，以卢埃林（Karl Llewellyn）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当法律可以以两种抑或更多种方式加以解释的时候，法官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显然并不局限于调查研究法，因此虽然社会科学证据在目前的中外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社会调查报告，但是在从理论上讲可以表现为更加丰富的形态。而且，这些材料已经突破了布兰代斯辩论摘要那种简单引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统计报告的方式，开创了在个案的司法证明活动中实际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初步探索。
为了对这种特殊的事项加以有效证明，我国的民事、行政审判中都出现了不少社会调查报告（social survey report）[1]这种难以归入现行法定证据形式的新的证据类型。毕竟，证据是证明的依据，而证据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包括立法事实）而服务的。
[6]在此之后，以庞德（Roscoe Pound）为代表的学者拓展了霍姆斯的思想，于 20 世纪初在法学界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同时，系统地开创了社会学法学的新潮流。[4]原文的表达为Scientific and 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作为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译为社会科学证据的对应表达，本文根据语境将Scientific evidence译为自然科学证据或硬科学证据。
当然，社会科学证据在证明裁判事实中的应用同样受到了同时代新兴法学思潮的重要影响。参见 Angelo N．Ancheta，Scientific Evidence and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Newark：Ruta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Product Descripiton。
比如，上世纪末以来，民意调查在美国逐渐盛行，特别是盖洛普（Gullup）、哈里斯（Harris）等商业调查公司在总统选举等重大事件过程中所开展的民意调查为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而且，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它所依据的数据不能满足当今的社会科学标准，这是因为这些数据并不是系统地收集起来的，变量也没有得到控制，研究中的假设也没有受到正式的验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论证依据的这些材料当然更不可能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顶多可以算得上是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特征。该案的判决结论也得到了其他诸多案例的认同，于是在上世纪 20、30 年代这一时期，法院一般都不认可社会调查报告的可采性。
当然，在遇到证人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时也会从公众中选取一些公众证人进行作证。法律现实主义有两大流派。
因此，相比前一时期用于证明立法事实的布兰代斯辩论摘要，这一时期在个案中出现的用于证明具体的裁判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一经问世便出师不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证据法学研究所探讨的以及司法实践中所应用的所谓科学证据其实主要是局限在了自然科学领域。
在这种情形下，法律现实主义者相信，相较于法官不顾自己的行为后果而做出决定，如果更多地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的话，社会将更加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布兰代斯辩论摘要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时代和制度背景，所证明的是特殊的立法事实，所包含的是大量零散的带有社会科学特征的材料，仅仅是当今在法庭中主要立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证据的雏形。
（二）司法实践中遭遇的挫折在穆勒案之后，虽然以布兰代斯为代表的律师延续了辩论摘要的使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证据在庭审中得到应用的步伐却是非常缓慢的。[8]也译作布兰代斯意见书、布兰代斯诉讼方法等。其次，后来用来证明裁判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实际上极大地受到了布兰代斯辩论摘要的启发，可以说后者为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专门针对个案事实加以证明的社会科学证据在如今美国法庭中的繁荣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将社会科学证据放在科学证据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和应用，这将成为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
根据这样一种理念，法律被认为是内在自洽的一套逻辑的规范体系，独立于外在多变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特征的证据形式也在这一时期在美国的法院中得到了初步同时也是谨慎的应用。
[14]因此，如果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标准来考察这些材料，可以发现它们的结论显然缺乏相当的客观性，而且它们中有很多其实还很难用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字眼来加以修饰。因此，在司法实践的需要与法律制度滞后的矛盾之下，理论研究需要给出全新的答案。
由于法官造法立足于普通法的制度土壤中，布兰代斯辩论摘要也具有浓厚的普通法特色，因此与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中国的案例中出现的社会调查报告所证明的裁判事实具有显著区别。不过，纵观社会科学证据如今在全球范围内特别在是美国的发展，它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其建构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而在于它所赖以生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中以调查研究法的应用最为广泛。